近年来，商业银行保理业务异军突起，成为商业银行业务收入的重要来源。据统计，国有四大银行案件数量及涉案金额占比相较于商业保理公司分别为59.2%及46.2%，是保理纠纷发生的重要领域。所谓银行保理业务，是指债权人以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保理业务根据有无追索权分为有追索权保理与无追索权保理，前者系保理商在应收账款到期且无法从买方处收回时，可以向卖方反转让应收账款。出于规避买方违约风险，部分银行采取有追索权保理模式。
然而，保理业务的迅速增长也存在巨大的风险，给银行从事此类业务敲响了警钟，急需完善其合规制度。银行合规制度与其法律制度相辅而成，法律问题的暴露是合规制度未能发挥事前防范的表现，合规制度应当具有预警、防范与规范之功能。本文选择三类常见保理纠纷，分别是保理业务中的票据问题、有追索权保理业务的风险防范与保理管辖权问题，通过典型案例分析为银行从事保理业务提供合规制度与法律实务管理的完善建议。

案例概述与法律关系分析
案例一：保理业务中的票据问题
根据2016年《保理司法判例分析研究报告》，商业票据持票人胜诉率与票据无因性法律特性作为抗辩理由的胜诉率均居高不下。商业保理利用票据作为支付工具有一定前景，原因在于保理公司通常处于持票人法律地位，其票据权利以真实交易关系作为依据。经典案例如最高院民二庭终审判决〔2015〕民二终字第134号，国中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与被上诉人中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纠纷（以下简称“134号案例”）。
某医药公司与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签订销售合同，2013年开具6张承兑汇票。付款人为某医药公司，收款人分别为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后因中信保理公司与上述两家收款人存在保理业务，分别从安力博发公司、星纪开元公司背书受让6张商业承兑汇票，并委托某银行北京三元支行收款，某医药公司拒绝付款，并出具退款理由。中信保理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某医药公司支付汇票金额、利息、诉讼费用。
在134号案例中，最高院关于保理业务中真实交易的认定，以保理业务关系作为基础关系。不同于传统商业交易之以货物或服务购买作为交易，保理服务是传统商业交易基础上的融资、催收等综合服务，以传统服务为基础。
二者共同点在于均以不同主体的信用为基础：票据以双方信用为基础，以保障票据快捷流通与安全交易；保理侧重审查买方信用，由于买方为提货方，卖方承担买方偿付不能风险，保理商需综合审查。在保证存在真实交易关系的基础上，需要了解保理公司在票据法律关系中做出的票据行为（背书、质押、保证等）、票据权利等。在134号案例中，保理公司通过背书取得票据，据此向付款人行使票据付款请求权，由此，本案案由确认为票据纠纷，票据法律关系基础交易确认为保理。
在涉及买卖交易、保理业务与票据业务时，三种法律关系互相独立，但以前者为基础。在公司法律部门应当对有关合同进行全面审查，如实体方面应收账款、交货时间或担保方式、程序方面管辖权约定或其他争议解决方式等，使之前后一致地履行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义务，在法律关系链条中形成相对完整的信息对称机制。
案例二：有追索权保理的风险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以下简称“福州分行”）与福建杭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华公司”）、福州利保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14〕榕民初字第1256号）。该案光大福州分行为保理银行，卖方为杭华公司，买方为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建发纸业有限公司、安兴纸业有限公司。2012年7月，福州分行与杭华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协议”，约定银行提供2000万元的贸易融资授信额度；贸易公司、陈某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担保；银行与贸易公司、陈某等三人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银行与森发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由五被告为杭华公司授信业务或全部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2013年7月，银行与中福公司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中福公司提供给森发包装公司23400万元股权质押给银行，为杭华公司“综合授信协议”中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发生债权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并办理股权质押登记。2012年7月银行与杭华公司根据“综合授信协议”签订“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由杭华公司以应收账款转让进行贸易融资，同时约定应收账款反转让、违约责任等有关内容。2013年1～3月，杭华公司以对买方信达股份、建发纸业、安兴纸业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向原告提出国内保理业务，申请贸易融资贷款均为500万元，合计人民币2000万元；银行发放融资贷款。截至2014年7月，杭华公司尚欠原告本金1300多万元，利息165万元左右。
法院认为：第一，保理融资是卖方与银行之间的资金借贷关系，同时银行要求卖方另行提供担保，具有借款及担保的法律特征，有追索权保理的主法律关系为金融借贷关系；第二，有追索权担保系银行受让卖方对买方应收账款的本质，是银行代为管理并授权应收账款，在卖方未能清偿保理融资款之前，保理银行仍有权向买方收取应收账款用于偿还主债权。与卖方内部形成信托关系而非转让关系，本质上为债权让与担保法律关系。
法院判决杭华公司向福州分行偿还保理预付款本息、律师代理费；对中福公司持有森发公司股权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2000万元额度内可行使优先受偿权。
本案的经典意义在于本案系商业银行从事保理业务的典型模式，银行为卖方或供货方提供融资并要求有关法人或自然人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加之本项业务系有追索权保理。追索权、股权质押、自然人保证等作为较为全面的保障银行顺利开展保理业务的手段，能够相对有效地避免买方或其他担保方的违约风险。
案例三：保理中的管辖权问题
某银行武汉钢城支行（以下简称“钢城支行”）与中国普天信息产业公司（以下简称“普天公司”）、湖北宏鑫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鑫公司”）纠纷中，普天公司与宏鑫公司签订“武汉君盛贸易项目采购框架合同”和“20万吨钢材供应链项目采购框架合同”，宏鑫公司对普天公司享有应收账款债权；钢城支行与普天公司签订“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以保理合同的债务人和依据保理合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务人为被告提起诉讼。《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的暂行规定》：“诉讼标的额1亿元以上以及诉讼标的额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民商事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法院认为争议焦点为保理合同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如何确定、是否必须合并审理、协议管辖条款或仲裁条款的效力。
对于有追索权保理而言，根据《中国银行业保理业务规范》规定，是指在应收账款到期无法从债务人处收回时，银行可以向债权人反转让应收账款，或要求债权人回购应收账款或归还融资。即若案例中的银行无法从应收账款债务人那里获得清偿，则银行可以根据保理协议将应收账款债权转回至原债权人，同时协议债权人归还银行提供的融资及有关金融服务，使银行的财产状况恢复到保理业务开展之前。
关于保理法律关系中的必要共同诉讼。由于保理中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依应收账为基础的，除提供保理服务金融机构外，还包括欠付费用的债务人与应收账款转让主体。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两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必要共同诉讼的立法目的在于解决诉讼标的系共同避免诉累、便利法院审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实体法承担连带责任或享有连带债权的民事主体在诉讼中应作为必要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避免重复诉讼或者损害权利人的债权利益。对于保理行业而言不利于信息机制与信用系统的建立，在买方信用为核心的保理市场中，容易导致道德危机。
本案中的共同诉讼标的为应收账款，采购合同是应收账款产生的基础合同，保理合同是基于基础合同产生应收账款的可转让性签订，二者并非主从合同关系，而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合同。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在上述两个合同中,作为采购合同债权人若未将应收账款转让事项通知债务人，则转让对债务人不生效，同样保理合同不能形成约束债务人的效力，除非债务人对应收账款事项知悉。
根据天津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保理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审判委员会纪要（一）》（津高法〔2014〕251号）中关于“管辖的确定”主要有两种：
第一，保理商以收回保理融资款为主要目的，起诉债权人和债务人或仅起诉债务人，此时保理人为应收账款债权受让人，基于基础合同债权转让而主张债务人偿还应收账款或债务人承担回购义务，此时以基础合同应收账款的偿还为审查重点。必要时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二，保理商仅因保理合同的签订、履行等起诉债权人，例如要求支付保理费用，此时以审查保理合同履行为重点。第二种情形涉及主体少、单一保理法律关系，故基于保理合同约定确定管辖以及违约责任等。
本文所讨论的案例即是此种类型。为避免由于现有法律规定不明而导致保理合同审查陷入困境，此时应如何实现应收账款偿还为主要核心，确认不同合同下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最终确认违约责任主体并承担违约或赔偿责任。湖北高院审查认为，钢城建行主让的应收账款，其受让时经过买方普天公司核实确认，该应收账款并非“采购合同”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因此诉讼与管辖约定对银行没有约束力。该观点与上述天津的审判委员会纪要中关于管辖的理解相对一致，即根据合同约定，但未提及约定管辖不一致的处理方式。由此，保理纠纷的管辖权问题并非简单，而是需要对合同予以系统化梳理、审查后进行具体的规定，否则无法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商业银行开展保理业务应完善合规制度
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商业银行“大而不倒”的神话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内外合规、稳步发展。业务创新风险、外部债务人违约风险、银行之间存款竞争压力等，使得银行的发展如履薄冰。供应链金融的应运而生给银行发展带来了契机，但风险同在。对于买卖双方，上下游融资的系统性风险防范应当逐步纳入银行合规制度中。
根据《保理司法判例分析研究报告》之2016年年度报告，现有保理业务中有近42.1%为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为52.6%，其中制造业可以细分为纺织、仪器仪表、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与服装制造、通用设备制造等。从银行对客户管理来说，客户企业的性质与业务范围都是空前的广泛且不断创新，不同行业的市场、合规与风险管理不同，僵死的合规制度若不能适应不同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或有所区别，则容易陷入风险中。
买方还款风险
保理融资主体为债权人，资金的最终流出方为债权人。故应审查“交易真实+买方还款能力”，或根据实际情况，由买方提供担保物，避免短期风险。在隐蔽型保理业务中，须及时关注买方与卖方之间资金流动情况、卖方偿还情况，避免出现二者合谋“空手套白狼”。
买方履约风险
由于保理法律关系中，通常仅通知债务人买方，应收账款自债权人转让至保理商，故买方受合同约束较少；加之融资申请人或其他催收等服务的主体为债权人，通常，保理商对买方的形式审查偏多。
关注商业信用
以中国银行“融易达”业务为例，系以赊销为付款方式的交易，在基础交易及应付账款无争议的前提下，中国银行占用买方授信额度，为卖方提供无追索权的贸易融资业务。特点：占用买方授信额度为上游卖方提供融资，以双方存在良好、稳定合作关系为前提。因此，这一点也是符合供应链金融的重要内容。对于银行保理来说，在现有信用基础上推进融资交易，无疑可提高效率并为供应链金融提供融资、信用与合规支持。
保理业务与票据业务等其他类型的业务混合
实践中，随着保理融资方式的多元化，除了传统的货币融资，还会出现票据或其他类型的载体，成为保理融资的工具。在现有法律法规框架下尚无系统性监管框架，尽管保理纠纷在司法裁判中将案由设定为其他合同纠纷，且保理合同相对独立，与采购合同等不具有主从合同法律关系，但对于银行合规工作来说，不应以法律空白而忽略合规空白。应具体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交易审查。审查卖方、买方、担保方资质与经营状况，避免流于形式审查，注重实质审查。对于采购类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应严防虚假交易、联合串通，通过现场审查、第三方担保等识别或转移风险。
其二，票据无因性。在商事纠纷中，票据法律关系更加复杂，原因在于关于票据无因性的立法与司法操作标准不一，加之各地司法审判水平良莠不齐，难以对裁判有统一的认知标准。银行作为银行承兑汇票的付款人，处于票据流通的末端，难以掌握票据流通中各个环节的信息与票据当事人情况，若直接依据《票据法》规定进行形式审查而忽略交易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一旦对承载风险事件票据兑付，则真正票据权利人可以主张合同权利或银行对票据权利与质权模糊。
保理纠纷的管辖权问题
第一，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约定的情况下依据合同约定确定管辖权；在应收账款转让中履行对债务人的通知义务，避免转让对债务人不生效或者不完全生效的问题；就关键条款进行细节审查。第二，不忽略级别管辖的特别规定，如各省高院管辖标的。第三，保理纠纷有别于一般纠纷。由于涉及两份以上合同且合同前后产生、相互独立、相互联系，从商业银行业务的合规性、合法性审查来看，应当对基础合同与保理合同进行严格审查，保障应收账款受让主体的合法权利，包括程序方面的管辖约定、是否通知以及受让的权利范围等，避免割裂合同之间的内在关联，导致诉讼处于被动地位，拉长诉讼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