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确融资租赁公司的非持牌类金融企业的性质（第二条）。

只有明确了融资租赁的金融属性，才有利于严格按金融规律来管控、运营融资租赁公司及业务，纳入银保监会和地方金融监管也才名正言顺。同时我们也要提示，那种认为融资租赁是投资机构的认识，不利于融资租赁获得充足的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负债，不利于解决融资租赁最迫切需要的资金来源问题。

2、保留“与租赁有关的保理”和“租赁担保与咨询”业务（第五条）。

保留上述二项融资租赁原有的业务，有利于融资租赁围绕融资租赁主业，开拓相关的、相互支持健康发展的业务，有利于融资租赁公司服务能力和公司实力的提升。

3、取消“融资租赁不得与其他融资租赁公司拆借或变相拆借资金”（第八条第三款）。

因为，一般工商企业之间，个人之间规范的资金借贷是受法律保护的，打击的只是非法的高利贷。融资租赁公司之间是否愿意拆借（借贷）资金，借贷多少多长，完全取决于融资租赁公司（债务人）的实力及融资租赁公司之间的相互了解与认同，“监管办法”不必作出比法律更严格的限制。

4、保留融资租赁公司的风险资产总额不超过净资产10倍（而非8倍）的规定（第二十七条）。

从融资租赁的面上看：一般的公司（数量最大）资本放大倍数在5倍及其以下；中等及偏上较好的公司在5-8倍；只有极少数、极优秀的公司（包括千亿级的头部公司）才可能接近10倍。因此，从行业杠杆率作出上限8倍的限制，体现的是整体上宏观谨慎监管的思路，对大多数公司是没有影响的，但却限制了最优秀公司的发展空间，也增大了其资本耗用，或出表类资产转让的工作量。因此呼吁保留原来10倍杠杆率的规定（而不作进一步的收紧）。当然鉴于融资租赁的管理水平、风控能力之限，杠杆率控制在10倍之内，已比金融租赁的12.5倍更低了。

5、需进一步深化的精细化管理项目

（1）关于租赁物的采购（第十六条<租赁物购置>）。

通常情形是按承租人的要求购置，简而言之，是承租人选定供应商、品牌、价格及交货与质保等，多为一物一购。“监管办法”对“特殊情况下需要提前购置租赁物的”，进行了专门规定，很必要很及时。从租赁实务看，除了经营性租赁标的物须提前购置之外，专业化经营的融资租赁公司“提前购置”有三个前提，一是主要围绕租赁标的物进行专业化经营的程度较高，需要大批量购置相同设备；二是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强，主要是设备闲置风险的管控能力强，要有租得出去的充分把握；三则租赁物市场价格不会快速走低，贬值风险不大，保值能力较强。因此，专业化经营公司的“提前购置”通常并非提前购进多少租赁物设备，而是提前与大型供应厂商签署购置意向，约定达到一定购置数量级之后有不同的（累进的）商业折扣或销售返点，到年终统一结算。其实就是专业化经营的融资租赁公司从采购环节实现更多盈利之举。

（2）以租赁物和其他措施相结合制定有效的风险应对措施（第十八条）。

“监管办法”指出，“融资租赁公司应当重视租赁物的风险缓释作用”，言下之意是：要严格限制不可移动、难以交易的非收费类（政府公益类）道路、桥梁、管网等结构性租赁标的物的运用（我们了解到，目前一些政信类、类政信基础设施租赁项目作得多的租赁公司，该类结构性租赁物占比高达3/4以上），而要大力发展符合全球租赁发展潮流的直租、经营性租赁，推动租赁标的物的设备化步伐，提高真租赁的市场份额（控制回租业务的比例）。

“密切监测租赁物价值对融资租赁债权的风险覆盖水平，制定有效的风险应对措施”。其内在含义，一是独立、可移动、耐用、保值、易流通的设备类租赁物是直租（及经营性租赁）缓释信用风险的主要载体；二是完全地、单一地依靠租赁物对抗全部的租赁风险，也是脱离实际的，我们统计发现，目前绝大部分设备类租赁物都难以覆盖租赁债权的全部风险；三是对租赁物缓释风险之后的风险敞口，还要有新的风控办法和增新措施；四是理想的风控模式：设备类租赁物覆盖大部分的风险+其他增信措施覆盖剩余的小部分风险。

（3）“对转租赁等形式的融资租赁资产应当分别管理，单独建账”（第二十一条）。

非常好。单独建账，单独管理，就是要有效控制转租赁产业链上的风险，以避免实际风险被层层包装最后将问题越积越大，以至于对链条上的融资租赁公司带来不可挽回的、毁灭性的风险。

(4)分类监管，区别对待（第三十二条）。

“监管办法”规定，“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应当根据融资租赁公司的经营规模，风险状况，内控管理等情况，对融资租赁公司实施分类监管”。非常好！分类监管的重点：一是规模大的公司，其影响面宽；二是负债率高的公司，严格监管可让债权人放心，又避免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三是高风险公司，主要是资产质量差，流动性差的公司，可由非现场和现场监管来确定纳入重点监管的划线；四是内控乏力，管理混乱的公司，以控制其潜在风险为重点；五是其他，即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认为有必要重点监控的公司。

总之，加强监管就是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可包容的范围之内，以保证融资租赁行业健康，发展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