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理法律关系是以基础交易项下应收账款转让为核心的系列法律关系的组合,而保理交易是以保理融资、应收账款管理与催收、应收账款债务人付款担保等任意组合为架构的多层联立的交易模式。

因交易方在核心架构之上植入不同的交易安排,导致不同交易结构下的保理法律关系的属性亦有不同,这给司法裁判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困扰。保理纠纷裁判规则的研究,需要正确处理当事人对权益保护的“叠加”预期与法律规则确定性、逻辑性之间的冲突。

具体而言,对于未来应收账款,当且仅当其具有可预见性和可确定性时,方可作为保理合同标的。在虚构基础交易关系场合,保理商能否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应当区分保理商的主观状态和虚构的原因加以认定。

关于请求权的行使,除非当事人明确约定应收账款债权人和债务人对保理商负连带责任,否则保理商有权请求应收账款债务人向其履行第一顺位的付款义务,并在债权未获完全清偿时向融资申请人行使追索权。

一、前言

自1993年国内银行开展国际保理业务肇始,中国保理业发展已有20多年的历史。2017年,国内商业保理业务量高达1万亿元人民币,国内31家银行保理业务量折合人民币2.04万亿元人民币,重返全球第一。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调整周期,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使命和定位进一步得到强化。政策层面上,国家已充分认识到保理业务为真实贸易背景下,供应链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提供了来源,在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法律层面上,因缺乏专门的保理立法,潜藏的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不可预判,保理合同纠纷案件的数量也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自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关注保理合同纠纷,并于2015年12月24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以来,各地人民法院也在不断总结审判经验,出台了指导辖区内保理合同纠纷案件审理的规范性文件。

并且,《澳门商法典》、《俄罗斯民法典》、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的《国际保理公约》、国际保理商联合会拟定的《国际保理业务惯例规则》和《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应收账款转让公约》均对保理作出了明确规定。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2018年12月23日提交讨论的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次审议稿),以及2019年12月26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将保理合同新增为合同编中的新型有名合同(第十六章)。

基于保理架构的多层次性和交易环节的复杂性,法院就保理纠纷的裁判标准差异较大,特别是对有追索权保理项下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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