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中央多次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后疫情时代下复杂严峻的世界经济局势,为融资租赁带来了新的变革,对风险、合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挑战。本所所张稚萍主任受邀“荃英荟”,为大家做了以【理解监管初心,稳健扎实经营】为主题的精彩分享。话题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监管政策的变化;另一方面是:融资租赁公司应关注的问题。
1、监管政策的变化

大家都知道最近监管政策趋严。主要是有以下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监管对金融租赁公司的构筑物余额或占比进行限制,二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明示贷款年化利率的公告》(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1】第3号),要求对金融消费者明示收取的费用。

关于构筑物作为租赁物的监管政策,是银保监会2019年23号文的延续,当时已发过《关于开展“巩固治乱象成果,促进合规建设”工作的通知》;这一问题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密切的关联,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源于2008年,当时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我国政府为防范危机制定了4万亿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地方政府成立政府平台公司来承接项目,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地方政府平台法律性质就是地方的国有企业,由地方政府拨款形成,它是特殊的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由地方政府创建的,主要是承接4万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配套服务的。

很快问题开始逐渐显露:(1)地方融资平台融资额很快膨胀,2009年,融资超过5万亿;(2)地方政府违规或变相担保,风险加大;(3)金融机构对平台公司信用管理缺失。审计署2013年审计结果显示,融资平台公司是当时地方政府债务最大的举债主体。

中央发现问题后立即进行初级阶段的调控,2010年国务院发布一系列文件予以落实:例如2010年6月10日发布《关于加强对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10号),随后相关职能部门发布配套文件,禁止政府提供担保,禁止金融机构对没有稳定现金流或可靠偿债来源的平台公司放贷,要对应项目,融资不得作为平台公司的资本金等。

调控是很难的,一旦上了快轨道,它的加速度发展是很难立刻刹车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用立法的方式调控。2014年,通过《预算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只有省级政府可以举债,且发行债券需列入预算,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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