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城投信仰是金融市场上最坚固的信仰。但2018年来城投非标违约陆续出现,2019年以来违约更是大幅增加,2021年有的城投快崩了。

  在此背景下,催收成为部分政信业务人士的常态,而偿债成为了城投董事长的主要工作,本组报道将通过采访二者呈现这一生态。去杠杆之路有阵痛,但也是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一步。

  城投催收这一年:“感觉有点自取其辱!”

  一年来,崔成(化名)去了中县(催收地)15次。“去中县的次数比回老家的次数还多。”他感慨道。

  崔成是一家租赁公司的项目经理,公司在东部某省省会,家乡也在该省;中县则是公司一笔城投贷款的投放地,在中部某省。2018年末这笔贷款出现逾期苗头后,他就不断奔波于中县和公司总部之间,变成了“催收员”。

  临近年底,崔成决定再去一次。虽然中县城投还款的希望渺茫,但公司年度考核压力在,只能去碰碰运气。出发前,他提前联系了中县城投融资部人士,对方说公司领导出差了。“很可能是个幌子,现场碰。”崔成已熟悉这一套路。

  他买了动车票,只身来到600公里外的中县。果然,中县城投董事长就在办公室,他调侃道:“小崔啊,你都快成我们公司的人了。”和往常一样,这次催收仍没有实际效果。

  “一点都不想去,感觉有点自取其辱。”崔成无奈地说,“他们的表情似乎在说,这个人不会是个傻子吧,怎么还来?”在崔成的印象里,入行的几年中,从没有像今年这么苦闷:屡次奔波没有准信,贷款展期之后再展期,仍然没有着落。

  奔走在催收路上的不止崔成。

  自从2017年下半年以来,中央监管部门对城投的融资持续收紧,融资平台借新还旧的游戏难以滚动,2018年城投开始出现非标融资违约,2019年违约明显增加。

  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很多违约并没有被“爆”出来。

  从宏观上看,城投违约是打破刚兑的必经之路,也是去杠杆的结果。但从微观上看,“崔成们”的奔波构成了城投信仰打破之后的时代注脚。

  争着放款

  崔成第一次到中县还是2017年7月。

当时财预50号文(《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已下发两月。50号文并无新的措施提出,只是对各种违规行为再次做出警示。

  该文震慑之下,银行机构收紧了对城投的贷款,融资平台借新还旧压力加大。在此背景下,城投公司亟需找到新的资金方。

  以信托、租赁为代表的非标产品抓住时机,进入这一市场。虽然资金成本在10%以上,但对于偿债压力大的城投而言,能借到钱周转已是不易,哪还顾得了成本。

  崔成仍记得当时去尽调时的场景,中县城投可谓“门庭若市”,有三家租赁公司都在尽调。“争着放款。” 崔成调侃称,“那三家租赁公司是金融租赁,放款的金额大,而我们不是金租,还排不上队。”

  几天调研下来,崔成大致做出了判断:

  中县是省直管县,财政留存比例要高于普通区县。硬性指标方面,2016年中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5亿。“财政收入规模虽达不到百强县的标准,但也还不错,所以就放款了。”

  2017年8月,崔成所在的租赁公司和中县城投签订了售后回租合同,租赁标的物为管网及附属物。具体交易结构为,中县城投先将管网及附属物卖给租赁公司(租赁公司支付购买价款1.6亿),中县城投再从租赁公司将管网租回,并支付租金。此外,中县交投为这笔业务担保。

  令崔成没有想到的是,向中县城投放款的金融机构不止这三家,且融资主体多元化:中县所有的城投都有租赁融资,甚至中县中医院、中县人民医院也通过租赁的方式融资。

  以中县中医院为例,中登网信息显示,在2017年5月-2018年的2月间,有7家租赁公司向中县中医院提供融资4亿元。在此之前仅仅有两笔租赁融资,发生于2015年3月、2015年7月。

  “这些融资都是由中县城投或者其他城投公司使用,医院就是个通道,一般来说谁担保谁使用。”崔成说。

  违约风波

  合同显示,租赁期限36个月。按照偿债计划,中县城投2017年10月支付第一期租金,此后每隔三个月支付租金本息约一千多万。前期中县城投都按时偿付租金,但是2018年底“中县城投已出现了逾期”的小道消息在市场上流传开来。

  崔成和他的同事立即赶到中县,中县城投再次“门庭若市”。听到消息赶来的不止有他们,还有2017年放款的三家金租,以及之前并不了解的几家租赁公司、信托公司。“中县城投融资部办公室坐满了人。”

  中县城投董事长组织各家金融机构开了个座谈会。相互寒暄后,中县城投董事长说,两年来感谢各家机构对中县及中县城投的支持,中县是省内最具发展前景的县市。但是话锋一转,他说,资管新规和27号文落地后,各方资金都在撤,中县城投流动性暂时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欠款肯定会还。

  所谓27号文,指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这是对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管控最为严厉的文件,并且明确指出将对违规举债终身问责、倒查追责。各类金融机构均收紧了对平台的放款,城投资金链到了最为紧张的时候。

  “光画饼可不行”,崔成追问具体的偿债措施,但是中县城投并没有详细回应,只说肯定会还。“就差对天发誓了。”崔成说。当时,中县城投支付了五期租金,还剩七期待支付,而最新一期到期即为2019年1月。

  对于中县相关指标,他已烂熟于心:

  2018年底政府债务余额25亿,而财政收入规模30多亿。以债务率(政府债务/综合财力)计算,2018年的债务率仅仅34%,远低于100%的警戒线,看起来还不错。但仅中县城投一家就有这么多非标融资,中县隐性债务的规模不小。

  此外中县城投未提出任何实质性措施,崔成只得到了中县城投的口头承诺,他对中县偿还能力的担忧与日俱增。接下来的一个月,他忐忑不安,最终2019年1月的第六期欠款并未收到。

  他再度赶赴中县:先去中县城投,董事长说确实没钱、流动性紧张;再去中县交投,交投老总说:我只是担保方,这钱又不是我用的;最后去中县国资委(交投和城投的股东),负责人说:原则上借款主体先解决,不行再和政府协调。

  这几乎是他此后每月去催收的固定流程及主要回复,不过这期间中县城投换了三任董事长,使得催收效果变得更加不确定。崔成记得,在中县城投还了第六期租金后,剩余一半的待收租金被迫做了展期,但展期之后又逾期了。

  “为什么每个月都要去一次?”崔成自问自答,“一方面是公司要求,另一方面也需要了解现场情况,看看公司是否存在、是否有其他债权人等外部信息。”

  催收方法论

  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广泛的合作,即便有违约也很少会主动爆出,目前尚没有看到这类案例。对于公开债券,地方政府会想方设法保兑付,否则对区域融资环境影响太大。

  江湖传言:“债券违约天下知,租赁违约无人问”。就偿还顺序而言,公开债券优先,而租赁因为体量小、资金又是自有资金,偿还顺序往往最末。处于中间的是信托、私募基金、期货资管、金交所定融等产品。这些产品因为涉及到大众投资者,地方有支付的压力。

 对崔成而言,催收不仅仅要和当地城投、政府“斗智斗勇”,也要和同行“斗智斗勇”——在城投资金有限的情况,如何先于同行拿回债务资金。

  崔成只身去到中县的前几次,都未能见到中县分管副市长。但当中县城投债务违约问题被媒体曝光后,中县副市长亲自带队到各家金融机构拜访,商谈债务的解决问题。

  无法见到政府领导的不止崔成。一次催收中,中县城投董事长当着崔成的面对一位同行说:你要再这样做,你们的欠款我就不还了。崔成后来才知道,这位同行在县政府拦下了县长的车,希望得到一个准信。但县长叫来了中县城投董事长处理,最后又把这位同行带回来中县城投。

  股东背景也是催收成功的重要因素。崔成了解到,一家租赁公司提前收回了款项,但这家租赁公司背景特殊,实际控制人是该省国资委。“据说该省国资委指导省内金融机构做了一笔非标融资,将这笔租赁置换了出来。”

  屡次催收无果后,崔成不断追问“还能有什么办法?”虽然可以提起诉讼,但这是万不得已的举措。谈到将来,崔成说:“还是会继续做政信业务,但也不能单纯靠信仰,需要整体去考虑贷款的风险。”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政信业务躺着赚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对于地方政府、城投公司而言,一纸承诺融资的时代也渐行渐远——旧的业务逻辑在消逝,新的体系尚未形成。

  城投老总这些年:从“融不完的钱”到“还不完的债”

  2017年5月,财预50号文印发后,城投融资持续收紧,基建也在压降。相应地,各地城投公司举借的债务进入偿还高峰期——偿债成为这届城投董事长的主要工作。

  “现在轻松了很多,血压也正常了,觉也能睡着了。”电话里,程平(化名)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程平原是东部某省A县城投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也是该县金融办主任。由于政府公职人员不能兼任国企负责人,他今年12月卸任了城投董事长。

  去年9月,A县城投董事长被双规后,身为金融办主任的他接任了董事长一职,颇有“救火队长”的意味。而从那时起,A县城投进入偿债高峰期,同时城投融资持续收紧,偿债压力越来越大,最终出现违约。

  此后一年间,上门催债的金融机构纷至沓来,而他又无法筹集到资金,有的催收甚至通过信访部门、上级转达过来。“压力大、很焦虑。”程平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老弟我跟你说,这个位置可能干三月就得抑郁症了。”

  “上一任摊子铺太大了,融资太多。”他反复说。这主要发生在2017年5月前。彼时,只要财政出一个承诺函,城投就可以向各类金融机构融资:“项目不愁,资金也不愁,拥有无限开火权。”

  2017年5月,财预50号文(《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印发后,城投融资持续收紧,基建也在压降。相应地,各地城投公司举借的债务进入偿还高峰期——偿债成为这届城投董事长的主要工作。

  “以前是干不完的事,融不完的钱,现在是还不完的债。”程平感概称。

  账本

  程平所在的A县,2018年GDP规模在300亿左右,财政收入大约11亿。考虑到政府性基金收入、上级转移支付收入后,其综合财力在40亿左右。

  从全国来看,A县财政收入和财力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但一些风险偏好较高的机构也愿意以高息借款给A县城投,毕竟处于东部省份。

  在金融办任职时,程平对A县城投的高负债略有耳闻,但是到任后查了账本发现,A县的融资情况要比想象的复杂。

  从总规模看,有息负债五十多亿;从结构上看,非标占比较高,包含了租赁融资、金交所定融、信托等,无债券。

  令他惊讶的是,一些租赁融资还是通过A县中医院进行。程平还清楚地记得其中一笔融资的交易结构:A县中医院将某设备卖给租赁公司(同时,租赁公司支付购买价款),A县中医院再从租赁公司将设备租回,并支付租金。业内将这一模式称为“售后回租”,A县城投为这笔业务担保。

  “虽然是中医院融资,但资金是我们用了。”程平说,“这笔租赁融资造假很严重,按合同看作为标的物的该设备有上百台,但中医院可能十台都没有,所以支持借款的基础信息都是假的。”

  他还发现,在2018年1月间前任董事长甚至还向当地居民借入上千万的高利贷。其中,月利率高达1.2%,而期限仅有2个月。为了打消投资者的顾虑,这笔借款还引入A县另一家城投做担保。

  到任后,他指导公司相关部门摸清家底,制作多张表格,其中一张债务明细表,包括债务人、债务余额、到期时间、拟偿还方式等内容,然后列出下月需要偿还的债务规模。另一张表则是城投公司拥有的资产,罗列资产名称(包括现金)及价值。

  但是偿债规模总是高于后者,2018年还能通过再融资滚动,但今年实在难以滚下去。对于某些单笔规模较大的债务,程平会建议分管副县长带队到债权人单位协商,请求展期。

  “融资太多、期限又短,但公司没有造血能力。” 他说,“今年来城投公司也准备转型增加现金流,尝试搞搞房地产开发业务。”

  逾期

  A县城投的主营业务为基础设施项目代建。具体而言,A县城投先进行投资建设,然后由政府按照相关协议进行回购。在此过程中,城投形成对政府方的应收账款,政府方的回款情况将决定城投的现金流入。

  在融资趋紧的背景下,A县2018年的财政收入相比上年却下降了2亿。这使得A县城投的资金链更趋紧张,6月份开始陆续出现逾期,上门“催债”的金融机构纷至沓来。“今年光还账就需要10多亿,但财政回款不到1亿。”程平说。

  一个地方金交所发函称,(投向A县城投的)定融产品投资者集中在长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投资者金融意识强、维权意识强。如果不妥善处理,将不利于A县融资及发展。

  其中关切,程平自然清楚,他只是照例将发函转呈县委书记、县长批阅。“县领导也批示要做好处理。”程平说。

  程平也确实被组织部门约谈,他估摸着可能是部分债权人通过各种方式反映到上级部门,使相关领导产生他化债不力的印象。“据说要免掉我。我不胜任,领导可以免掉我,但是免掉我,账也还不起。”程平说。后来,组织部门调查发现,确实也在努力还债,也就作罢。

  在今年的到期债务中,最让他头疼的是:

  有一半的到期债务是租赁融资,共5.6亿分布在九家租赁公司。他一家家去谈,提出先付一部分、剩余租金展期的方案。部分机构同意了延期的方案,但部分机构比较强硬,表示如果不能三个月内偿还逾期租金,将会把逾期信息计入征信系统或者启动起诉程度。

  如果将逾期信息计入征信系统,意味着出现了不良,A县城投未来的再融资将会更加困难。而一家机构则表示将会向媒体曝光。由于无法按期支付逾期租金,A县城投租赁违约的消息今年9月被媒体曝光,程平也接到来自媒体的求证电话。

  “要是媒体报道能将我免掉倒好了。”程平调侃称,“但公司确实没钱。”曝光后A县城投还是没有偿付租金,这也让租赁公司意识到A县城投确实资金紧张,双方又回到谈判桌上。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一国有企业,欠钱肯定要还。今年还不上,可以今年还一部分,明年再还,甚至后年再还,都没问题。”除了和对方谈展期方案,这是程平向金融机构说得最多的保证词。

  反思

  虽然一年半的城投任职已经结束,但这期间被追债的经历并不愉快,甚至是“痛苦的”,程平也在反思:何以至此?

  程平回忆称,2014年政府债务锁定后,A县又成立了一些国企,通过表内外方式融资进行基建。

  “2014年后的融资规模,可能远高于当时锁定的政府债务余额。只要是政府平台,不论评级、经营状况,去金融机构融资要多少给多少,而2018年以来陆续进入偿还期,前期摊子铺得太大,后遗症就出现了。”程平说。

  程平坦言,这其中有部分项目没有认真进行论证。而城投出现债务偿付问题,固然有政策层面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自身没有做好流动性管理,之前投资了很多收益不高的基础设施项目,同时收益回款周期长、规模也不大。

  其中,非标融资成本高、期限短,偿债高峰期叠加再融资收紧,违约就在所难免。更头疼的是,大规模的基建形成了大量对下游民企的应付工程款——国务院正在督查清欠,马上年关了,农民工的工资不能拖欠。

  一年多来,A县基本没上新项目,在建的项目也基本都停了。程平说,隐性债务的偿付已经影响到地方财政的调度,保工资、保运转都很困难,因此上级拨付的项目资金、专项债资金都挪用偿债了,基本建设投资难以保证。

  统计公报显示,A县2015年-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超过15%,2018年增速回落至2%,2019年预计将负增长。

  “现在办公经费、出差费用这些开支已经全部停掉。”程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