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融资租赁交易中,由于租赁物由承租人自行选择,具有专业化、定制化的特点,故一般认为融资租赁合同具有“不可解约性”,法律严格限制融资租赁合同的解除。对出租人来说,相比于其他救济措施,解除合同赋予出租人取回租赁物的权利,取回租赁物后,出租人虽然可能要付出额外的成本,但其在租赁物价值评估、处置、受偿、再处置等事项中可以占据一定的主动。因此,如发生需要通过解除合同才能救济的违约情形或风险状态,则表明出租人已衡量过其中的利弊,取回租赁物具有必要性。

  为及时、顺利行使合同解除权,就融资租赁合同解除的若干情形和方式,我们研究并探析如下:

  一、主张合同加速到期后,还能否解除合同?

  《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二条规定:“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租金。承租人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请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对承租人逾期支付时出租人享有的合同解除权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该条规定产生了一项疑问:法律规定出租人有权采取的措施是“请求支付全部租金(即“加速到期”)”或“解除合同”,那么是否意味着出租人仅能选择其中一项?是否意味着一旦出租人选择加速到期就不能再主张解除合同?

  从民事法律理论来看,“加速到期”意味着租金支付义务对应的债务履行期限和方式从“在将来分期支付”变更为“立即一次性支付”。同时,加速到期隐含的意思是:承租人应按照变更后的“一次性立即支付”的方式履行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金支付义务,法律上,这种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仍属“继续履行合同”;而解除合同则会产生相反的法律效果,《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也就是说,合同解除后,应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清理,一般而言,融资租赁合同已经履行的部分不再返还,未执行的部分终止执行,因合同解除而遭受的损失应与租赁物价值进行轧差清算。

  从上述分析来看,加速到期和解除合同两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冲突的,加速到期要求“继续履行”,而解除合同却要求“终止履行”,这在逻辑上无法同时成立,因此也不能同时主张。但是,不能“同时主张”并不意味着在主张加速到期无果后也不能再主张解除合同,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明确规定:“出租人既请求承租人支付合同约定的全部未付租金又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依照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二条的规定作出选择。出租人请求承租人支付合同约定的全部未付租金,人民法院判决后承租人未予履行,出租人再行起诉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收回租赁物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因此,法律的规定是清晰的,也和上述分析相吻合,加速到期和解除合同虽然不能同时主张,但如果加速到期后承租人仍未能履行,出租人当然可以采用“解除合同”的最终救济手段。因此,不要仅因为《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二条规定就忽略或者放弃了解除合同的权利,在采取加速到期措施后如承租人继续违约的,出租人认为有必要时,可及时行使合同解除权、取回租赁物。

  二、出租人收回租赁物,是否受限于解除合同的期限?

  解除合同作为一种对合同履行产生严厉后果的措施,法律规定解除权人应当在法定或约定的期限内行使,即“除斥期间”。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除斥期间,但无约定的,则法定除斥期间仅为一年,且自解除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解除事由时开始计算。基于前述解除权除斥期间的规定,租赁物取回权是否因此受限于行使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司法实践中存有争议。

  有法院持肯定观点。在(2021)辽01民初145号案中,法院认为“其融资租赁合同的解除权已消灭,(出租人)不再享有对案涉租赁物,即本案的执行标的的所有权,因此,本院对(出租人)提出的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抗辩,不予支持”,该等认定可谓相当严厉,在除斥期间消灭后,直接否认了出租人对租赁物的所有权,按照此类认定,除斥期间经过将导致出租人对租赁物的所有权消灭,但问题在于:这种认定是否合理?

  出租人对租赁物所有的性质如何认定,有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两种理解,前者认为“所有权”的效果由所有权的定义决定,根据《民法典》第二百四十条规定,享有所有权即代表权利人对标的物有权予以“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后者的认识标准来源于英美法系的财产权理论,其对于权利的认定不拘泥于权利的名称,而是从该权利的实际功能来认定权利的类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称“《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一条已明确规定“融资租赁”涉及“担保功能”、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可请求参照“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有关规定以拍卖、变卖租赁物所得价款支付租金,因此,如从功能主义的视角理解出租人对租赁物的所有权,则该等所有权系一种物上担保。但是,无论是从形式主义还是功能主义出发,直接以除斥期间经过、解除权消灭为由而认定出租人对租赁物的所有权消灭都似有不妥。

  如从形式主义的角度出发,根据民事法律理论,对动产的所有权仅在发生所有权转让或标的物毁损灭失的情形时消灭,如标的物为不动产的,所有权转让以办理相应登记为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而解除权系合同当事人享有的解除合同关系的权利,虽然合同解除为出租人有权取回租赁物的法律上原因之一,但并非唯一的原因。

  以普通的租赁关系为例,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即使承租人违约、出租人未解除合同,待租期届满后出租人仍可取回租赁物。为何?这是因为合同解除权的消灭没有一并消灭出租人对租赁物的所有权,出租人仍可凭所有权主张物上返还请求权,要求取回租赁物。这一点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也是同理,根据《民法典》规定,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关于租赁期限届满后租赁物所有权的处理可有三种安排:自动归属于承租人所有、仍归属于出租人所有或支付留购价款后归承租人所有,除第一种安排外,后两种情形中所有权都不当然地发生转移,出租人对租赁物的所有权没有消灭的法律事由。

  如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由于“担保物权功能化”的所有权本就是依据“同等事物同等处理”的法律规则类推而来,因此,赋予租赁物担保功能的《担保制度司法解释》中关于担保物权效力期限的规定也应类推适用于融资租赁项下出租人对租赁物的所有权。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一十九条、《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抵押权应在主债权诉讼时效、申请执行时效期间行使,且其他以登记作为公示方式的权利质权的有效期亦适用该等规则。因此,出租人对于租赁物的所有权作为一种不转移标的物占有、以登记作为具有对抗第三人效力的担保物权,其权利行使期间为主债权(即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出租人租金等债权)的诉讼时效、申请执行时效期间更为合理。

  综上,直接以融资租赁合同解除的除斥期间经过为由认定出租人对租赁物的所有权消灭,从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均有不妥,似乎还有讨论的空间。

  三、出租人以通知方式解除融资租赁合同,需注意通知的“到达”。

  (一)相关规定与理解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时生效。合同解除通知作为一种当事人作出的意思表示,《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同样规定:“当事人一方依法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因此,能否满足法律上“到达”的标准,系合同解除通知是否生效的前提条件。

  关于对“到达”的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理解与适用》(第702页)中认为“其含义是,意思表示进入了相对人的实际控制范围内,表意人的意思表示即生效,至于相对人对意思表示是否了解,不影响表意人意思表示的生效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与其理解大致相同,但特别强调了对方的知悉(第654页),如“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到达对方即可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只需要对方知悉,不需要对方表示同意”、“对方知晓解除权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的时间即为合同解除的时间”。

  因此,根据上述理解,要认定合同解除通知“到达”,一般应以解除通知能够到达被通知方实际控制范围或通知方可预期解除通知能够到达被通知方实际控制范围为前提。同时,鉴于合同解除会对合同履行产生最严厉的后果,故从上述认为需要“对方知悉”的理解来看,相较于一般通知,法院在个案中认定解除通知“到达”的标准可能更加严格。

  (二)司法实践中关于各类通知方式效力的认定

  1.提交的证据仅表明通知寄出,但未证明签收的

  对于此种情形,最高法曾作出不认为合同解除通知到达的认定。如(2021)最高法民申1960号案中,最高法认为“向(被通知方)邮寄送达《贷款提前到期宣告函》,并对邮寄行为进行公证,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函件已被(被通知方)签收,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不能认定案涉《贷款合同》于函件中指定的2017年6月16日发生解除的效力”;另外,在(2020)最高法民终435号案中,对于加速到期的通知,最高法同样认为“仅提交EMS快递单寄件联,不足以证明提前到期的意思表示到达(被通知方)”。因此,如果只能提交寄出通知的证据,而不能证明通知被签收,且不存在其他特别情形的,存在被法院认定通知未有效到达、合同未解除的可能。

  2.向法定代表人寄送但被退回的

  在(2023)沪0106民初1951号案中,通知发出方通过EMS向被通知方时任法定代表人发送合同解除通知,但后未被签收而退回,法院最终未认可该被退回的通知发生到达的效力,而是认定起诉状副本送达之日为解除日。因此,仅向法定代表人寄出合同解除通知,但相应联系方式非系被通知方确认的收件联系方式的,如通知被退回,也存在被裁判机关认定通知未有效到达的可能。

  3.按照约定的方式寄送的

  如合同约定了送达的地址及联系方式,同时约定了如被拒收/退回亦视为通知到达,且解除通知完全系按照约定的方式寄送的,则即便该等通知被退回,人民法院一般也支持按照约定认为通知有效到达,但也存在因退回原因不明而被法院认定为未有效通知的情形。如在(2010)浦民一(民)初字第11126号案中,法院认为“虽XX、XX按照XX方买卖合同中留存的地址邮寄了函件,但函件被退回的真实原因无法客观反映,故不能视为通知到XX”。因此,可见在个案中,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合同解除通知是否到达的认定标准可能会更加严格,不仅会考虑通知方是否可合理预期解除通知能够进入被通知方的实际控制范围,也可能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基于退回原因考虑解除通知的到达与否。

  4.寄件时未按照约定的联系方式预留电话的

  在(2024)甘0191民初1305号案中,通知方向被通知方邮寄《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通知书》,但法院审理后认为“其邮寄预留电话非双方订立合同时约定的联系电话,……唐某辉并没有证据证明某乙公司已经收到并知悉其解除合同的要求。……在解除合同的送达上仍然存在瑕疵,不能以此确认双方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解除”。另外,在(2016)闽0128民初580号案中,通知方按照约定的地址向被通知方邮寄《入户通知书》、《入户须知》,但邮寄时预留的联系电话非约定电话号码,法院认为“虽然(通知方)邮寄的挂号信中邮寄地址为高某在合同中确认的送达地址,但其填写的联系电话138××××XXX并非高某在合同中确认的电话号码,这也是导致挂号信因“通知未来领取”而被退回的关键原因。……现无证据证明双方在合同签订后曾对合同中确认的送达地址、联系方式予以变更,亦无证据证明(通知方)已尽到通知交房义务”。

  从上述案例来看,在邮寄或按照约定地址邮寄合同解除通知等文件,且被退回或未被签收时,预留电话是否符合约定也是裁判机关判断通知是否到达的因素之一,如未按照约定的联系电话预留收件人联系方式导致通知被退回的,亦存在被裁判机关认定未有效通知的风险。

  在此,综合上述“仅表明通知寄出”“向法定代表人寄送通知但被退回”“退回理由不明”“寄件未预留约定的联系电话”情形中司法实践对合同解除通知效力的认定,可知未完全按照约定方式寄出合同解除通知,且解除通知被退回的,如双方对解除通知的生效与否发生争议时,则存在裁判机关不予认可通知方已有效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可能,此时,为证明合同解除通知有效到达,通知方还可能需要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可合理预期解除通知能够进入被通知方实际控制范围,如能够证明:邮件联系人电话准确不构成将合同解除通知送达约定地址场所内的必要条件、寄件时填写的联系电话系被通知方确认的收件可预留的电话、被通知方系故意拒收或未经通知更换经营场所等情形的相应证据材料,而上述证据材料具有收集上的困难性和存在上的不确定性,如除斥期间已经经过,而又在诉讼中无法提供,则将对裁判机关就该合同解除通知效力的判断产生不利影响。

  5.虽未有效签收,但穷尽通知方式的情形

  在(2017)赣民终28号案中,通知方为通知合同解除,采用了邮寄、短信、现场留置公证、报纸刊登等多种方式进行通知,后其虽未取得签收证明,但法院认为“穷尽其能使用的送达途径,使得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有效传递到达富隆城公司”。因此,即使在无法取得被通知方直接的签收或知悉证据的情况下,如能够证明通知方已经善意地穷尽了通知方式,也存在合同解除通知已经生效的主张空间。

  此外,实践中还存在向工商登记地址寄送、向法定代表人或其他有权代理人/联系人发送短信/微信或电子邮件等通知方式。

  综上所述,合同解除通知的到达系其生效的前提,而由于合同解除的严厉性,司法实践中会严格审查通知方是否可合理预期通知能够进入被通知方的实际控制范围,如通知被退回的,个案中可能还会考虑退回的原因与被通知方能否知悉的关联性。

  为减轻出租人在可能发生的争议解决程序中的举证责任、避免证据不足时因除斥期间经过而丧失合同解除权,如出租人拟通过通知方式解除与承租人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但承租人拒绝签收解除通知或无法联系的,出租人可参考实践中通知方穷尽通知方式的做法,一并采用:①按照约定的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寄送解除合同邮件;②向工商登记地址/法定代表人确认的地址/其他知晓的实际办公地址寄送合同解除邮件;③向约定的电子邮箱、联系电话短信及微信,或在业务过程中知晓的其他有效前述渠道发送解除通知;④公证现场留置解除通知;⑤报刊公告解除通知等方式,并留存相关资料,表明出租人对于通知无法实际到达承租人的情形善意且无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