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 情 简 介
2014年7月,A公司作为出租人与承租人汪甲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根据承租人对租赁物及出卖人的选择,由出租人向案外人B公司购买租赁物出租给汪甲使用,由承租人汪甲按期支付租金。同时,汪乙向出租人为承租人汪甲支付租金提供不可撤销连带保证责任。合同签订后,出租人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承租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

2015年8月,A公司向上海仲裁委提起仲裁,要求承租人汪甲支付合同项下所有应付未付租金及迟延利息,并由汪乙对该笔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16年1月,仲裁委作出裁决:

1、汪甲支付租金及迟延利息;

2、汪乙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后A公司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汪甲、汪乙提出异议,要求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理由是A公司在仲裁过程中向仲裁委隐瞒了已收回租赁物的事实,导致仲裁委在裁决时将收回租赁物后的租金仍计算在被执行人应付款项之内,且双方尚有其他款项未予结算,对被执行人不公平,执行法院遂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至此,出租人A公司的债权救济重新回到原点,如何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合理后续救济安排?

救 济 过 程

我们接受该案代理后,对该案交易及执行过程全面了解后发现:

1、仲裁过程中未披露收回租赁物的原因是庭审已结束,在等待裁决作出期间,为保障裁决执行,出租人A公司采取自力救济措施收回租赁物,并拟在执行程序中对租赁物残值一并解决;

2、承租人汪甲对租赁物残值的期待过高,与出租人A公司委托第三方对租赁物的评估价值存在重大差异,难以通过执行协商解决;

3、汪甲、汪乙名下有部分资产,具备一定的履行能力。

基于案情,从确保A公司利益最大化角度,设计了A公司的诉讼请求为:

1、判令租赁物所有权归A公司所有;

2、被告汪甲支付截止租赁物收回时的逾期租金、迟延利息、违约金;

3、被告汪甲支付自租赁物收回后的资金占用利息;

4、被告汪乙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中,被告汪甲认为交易过程中,其支付了租赁物购置总价的30%首付款,该款应予返还,且应扣除租赁物残值。2018年1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确认租赁物归A公司所有;被告汪甲支付扣除首付款后的剩余款项;被告汪乙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驳回A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A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中提交了补强证据《认租同意书》,证明首付款系融资租赁交易惯例和双方本次交易的前置条件,性质系初始租金,被告汪甲、汪乙均明知且签字确认,二审法院予以采信。2018年4月,二审法院改判:

1、租赁物归同岳公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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